中央紀委國家監(jiān)委網(wǎng)站 李志勇
知屋漏者在宇下，知政失者在草野。《明史》記載，弘治十年，戶部左侍郎劉大夏受命兼僉都御史，前往宣府處理兵餉。邊疆情況復(fù)雜，有人勸劉大夏說：“塞上權(quán)貴以買賣糧草謀私，你此去恐怕會因剛直惹禍。”劉大夏回答：“處事以理不以勢。”到了邊關(guān)后，劉大夏“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，遂得其要領(lǐng)”，召集父老訪問，掌握了實情。
原來，之前塞上規(guī)定必須粟千石方能買入、草萬束才能收進。由此，一些權(quán)貴得以操縱市場，獲取厚利。了解情況后，劉大夏下令米自十石以上、草自百束以上都準許買賣。此法施行后，邊境百姓踴躍參加，權(quán)貴之家轉(zhuǎn)賣糧草謀利的空間被壓減。不到兩月，“公有余積，家有余財”。
明代著名文學(xué)家馮夢龍對劉大夏處理兵餉的方法頗為贊同，評價說：“忠宣法誠善，然使不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，如何得知？能如此虛心訪問，實心從善，何官不治？何事不濟？”馮夢龍的一番評論，凸顯了重民意、聽民聲的重要性。
“政之所興在順民心，政之所廢在逆民心。”注意體察民情，傾聽百姓心聲，是中國優(yōu)秀政治文化的重要內(nèi)容。古人認為，為政者體察民情，應(yīng)知“稼穡之艱難”，正所謂“治政之要在于安民，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”。從《尚書》中的“天視自我民視，天聽自我民聽”，到孟子的“樂民之樂者，民亦樂其樂；憂民之憂者，民亦憂其憂”，從唐代白居易的“心中為念農(nóng)桑苦，耳里如聞饑凍聲”，到清代鄭板橋的“衙齋臥聽蕭蕭竹，疑是民間疾苦聲”，我國歷來推崇民本思想，勉勵為政者常思百姓疾苦，與民憂樂與共。
三國時曹植在《與楊德祖書》中說：“夫街談巷說，必有可采；擊轅之歌，有應(yīng)風(fēng)雅；匹夫之思，未易輕棄也。”體察民情必須想方設(shè)法與百姓打成一片，問寒問暖事事體察，知冷知熱處處關(guān)心，廣泛深入了解社情民意和民生關(guān)切。明代大臣周忱巡撫江南18年，常操一小舟，沿村逐巷，隨處尋訪，“遇一村樸老農(nóng)，則攜之與俱臥于榻下，咨以地方之事。民情土俗，無不周知”。有一天遇到一個樸實的老農(nóng)民，周忱便請他同自己一起，躺倒在一條竹榻上，向他了解地方上各種情況。時人評價說：“周文襄每有興革，必與官吏士民反復(fù)議始行。如細布一法，召東門黃婆入行臺計之，往往留語至夜分。”所以周忱不僅政績卓著，更為百姓懷念。
古人說，“耳聞之不如目見之，目見之不如足踐之，足踐之不如手辨之。”古代先賢體察民情的一些方式方法，對于今天開展好工作，深入群眾了解實情、聚眾智解難題仍有借鑒意義。體察民情須求“實”，帶著責(zé)任和感情到基層，遠的近的都要去、好的壞的都要看、表揚批評都要聽，不回避矛盾，不擊鼓傳花；須求“真”，不能走馬觀花、浮光掠影，尤其要杜絕做表面文章、搞形式主義；須求“效”，研究新情況、解決新問題、總結(jié)新經(jīng)驗，讓決策更接地氣，讓政策更得人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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